編按：如果某天你發現自己多了一個幾乎和你一模一樣，但又完全不同的自我，你會怎麼辦？新書《分身》結合紀實調查、個人省思與社會分析，拆解AI、數位媒體與政治操作如何模糊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也拋出關鍵問題：我們是否還能辨認自己，建立出一種集體且關懷的真實？
我小的時候，對於分娩的內容，實際知道的可能比應該知道的要多。我的父親麥克接生過數百個嬰兒，他在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擔任研究科學家，在蒙特婁的醫院進行大型隨機對照實驗。這些研究測量各種干預措施對母親和嬰兒健康結果的影響，包括引產、硬膜外麻醉、產鉗、會陰切開術和剖腹產。當他得到的數據特別驚人時，他無法將結果保密，意謂我在青春期之前就知道產後失禁和陰道撕裂的含義—而我非常希望自己不知道這些。
也有其他讓人不愉快的細節。他和他的同事也訓練住院醫師，一九七○年代末期的某天晚上，我大約八歲，他欣喜若狂回到家，他們在幾間檢查室有個創新做法：安裝單向玻璃。他解釋，以前，他和其他醫師必須在住院醫師旁邊左顧右盼，確保他們提供病人正確的照護，但是這麼做會讓每個人都相當警覺，住院醫師和病人都是。現在病人，包括懷孕的婦人，可以和住院醫師一對一診察。但是這麼一來，房間裡會有一面像鏡子的東西，也有麥克風。我的父親，或其他主治醫師，會坐在隔壁的小房間，從單向玻璃觀察整個過程，必要時介入。
「但是病人呢？他們知道你在那裡嗎？」
我父親向我保證他們知道。呃，大概知道。
「我們向所有病人解釋，他們在教學醫院，可能會被觀察。如果他們希望有更多隱私，可以提出要求。」
我不覺得安心，一點也不。我腦中只有那些可憐的婦人，穿著單薄的病人服，挺著大肚子，像籠中老鼠一樣被人看著。直到今天，我走進診間還是會搜尋假的鏡子，心想是誰躲在另一邊。
最近，當我聽或看史蒂夫・班農的時候，也想到那面單向玻璃。
「史蒂夫・班農？妳為什麼要聽？」
當我提到我在他的節目上聽到或看到的事，這是最常得到的反應。「妳受得了聽到他的聲音？看到他的臉？」
因為，就像在那些檢查室看著病人的醫生，他可以看到我們。
單向玻璃
在自由派的媒體中，班農不會被忽視。他獲得大量關注，但報導主要集中在他如何利用大型媒體平台干預美國選舉過程。由於班農是川普贏得二○二○年大選「大謊言」（Big Lie）的主要推手，他遭到拒絕推翻拜登勝利的共和黨代表和間諜背叛，因此他的許多聽眾一直在組織，確保下次他們能在選區部署數千名「步兵」，拒絕承認民主黨贏得的選舉。當然，我們已經聽過許多班農無視眾議院傳喚的新聞，這是針對二○二一年一月六日美國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的調查，他很可能因此面臨牢獄之災。
那些都很重要。但是干預選舉只占班農最近所作所為的一小部分。同樣重要的是他試圖真正贏得選戰的方式。選區策略只是萬一勝選策略失敗的備案。但是勝選策略的設計是為了成功，至少足以將選舉控制在選區策略（無論合理性）都可以竊取的範圍內。
我聽班農的節目，起初會直接快轉到沃夫的訪問，跳過前面和後面。但是後來，我會聽到班農天花亂墜地宣傳下一段節目，於是我便留了下來，出於好奇繼續收聽。漸漸地，我發現不管沃夫在或不在，我都會聽那個節目，因為我想了解他們如何討論重大事件。
我越聽他的節目，就越感覺到他最深的功力在於建構和拓展鏡像世界中的各種反射面。那些不僅是站不住腳的言論，更危險的是旨在駁斥對手而精心設計的鏡像論點和鏡像政治議程。其中一些是標準的政治節目：民主黨人談論大謊言（即川普贏得選舉的說法）；班農則談論「大偷竊」（即拜登偷走川普的勝利）。民主黨人討論川普如何煽動一月六日的叛亂；班農則表示，民主黨人在二○二○年種族正義抗爭期間允許暴徒燒毀城市。民主黨人因川普不承認合法的選舉結果而憤慨；班農則對民主黨人從未承認川普是合法總統而憤慨。在這個鏡像世界裡，總有抄襲的故事和一切的答案，而關鍵字往往也非常相似。
這個策略源於川普在競選過程中磨練出來的招牌反擊措施。無論他被指控什麼，他總是會用同樣的事反擊，聲稱他的對手也犯下相同罪行—貪汙、撒謊、勾結外國—甚至更糟。這種策略充滿班農的影子，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例子便是川普被錄下吹噓性侵犯的錄音。在川普即將與希拉蕊辯論的前幾個小時，他召開一場記者會，邀請一排曾經控訴柯林頓各種性犯罪的女性出席。時任川普競選經理的班農在場邊偷笑，彷彿非常享受這場表演。鏡像、轉向和投射的策略都相當有效，尤其是當你已經確立一個清晰的觀點。
弗拉基米爾・普丁也是鏡像高手，而且從他從政早期就是。在俄羅斯非法入侵和占領烏克蘭的整個過程中，普丁指責烏克蘭政府的罪行，正是他自己正在忙於犯下或考慮犯下的罪行。二○二二年十月，俄羅斯指控烏克蘭準備在境內引爆放射性炸彈，然後將責任歸咎於俄羅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指出，這是「鏡像」手法，並補充：「俄羅斯人指責烏克蘭人，也指責其他國家，因為他們自己正在計畫這樣做。」然而，普丁能夠向許多人兜售這些顛倒的主張，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政府自己也一直在做這種鏡像的事，假裝對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感到憤怒，而不關心他們的情報人員種種諷刺行為。自一九五○年代以來，從伊朗到智利，再到宏都拉斯，美國一直在干涉世界各地的選舉，幫助推翻民選政府。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美國為了支持葉爾欽而對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進行強硬干預，而葉爾欽則將接力棒遞給了普丁。
班農有其他更令人不安的鏡像伎倆。這些伎倆與他緊抓對監視和大型科技公司的合理恐懼有關，而且這些監視恐懼在自由派的圈子中多半沒有好好處理。但這遠遠不只是他攻擊自由派的唯一弱點。
相反的木偶
和多數人一樣，我不知道COVID-19的病毒從哪裡來—從武漢的傳統市場來，或從武漢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來，或完全從別的地方來。但回想起來，我確實發現，我太快接受官方說法的表面意義—來自出售野生動物的傳統市場。
老實說，我接受這種說法，因為符合我自己的動機推理，並強化我的世界觀：如果這是人類過度壓迫自然，結果被反咬一口的例子，那麼這個傳染病對我來說，就不那麼可怕了。隨著時間推移，「實驗室洩漏論」成為沃夫和班農等人在鏡像世界中的關鍵話題，並夾雜毫無根據的生物武器說法和大量的反亞裔種族主義，似乎有更進一步的理由，不去重新檢視事實。即使越來越多的事實和數據逐漸堆疊，催人認真考慮實驗室洩漏假說，多數自由派和左派這幾個月來都懶得去看，因為我們不想「像」他們，就像我不想「像」她一樣。奇怪的是，他們過度的陰謀論助長我們輕信。他們「質疑一切」導致我們許多人質疑得不夠。
同樣地，全新的疫苗對於懷孕或備孕婦女的安全性，本應更加謹慎處理。評論不應輕率認為問題輕佻或瘋狂而草草結束，對於疫苗將如何影響生殖健康的擔憂，應在公開辯論和可靠媒體中有足夠的表達空間。在這些場合，應邀請生殖醫學專家解釋疫苗的研究方法，並說明在懷孕期間免疫系統特別虛弱時，防禦COVID-19更不容易。因為當妳懷孕或考慮懷孕時，對新興病毒的疫苗感到擔憂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我懷孕時甚至擔心吃軟質起司。此外，許多人無論懷孕與否，都有充分理由不相信大型製藥公司和政府，尤其在兩者互相配合的情況下。像密西根州弗林特這樣整個城市的水都被汙染；當天然氣公司告訴你液壓破碎法是安全的，並請你不要擔心地震和可以點火的自來水；儘管孟山都公司不斷遊說，不讓自己的年年春（Roundup）被禁，但那個除草劑確實與癌症有關；當大型藥廠兜售引發鴉片類藥物危機的藥物時—在這樣的時代，懷疑壟斷是完全理性的。
嬌生公司，作為一家主要的疫苗製造商，近年來不僅陷入鴉片類藥物的訴訟，還因幾種處方藥，甚至是隨處可見的爽身粉（被發現含有石棉）造成的傷害，被勒令支付數十億美元的法律和解金。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在許多進步主義的場合中，既不針對疫苗辯論也不質疑安全性，因此，這麼多人去「做自己的研究」也毫不奇怪—找到我的分身，以及更多像她一樣的人，正帶著關於病毒照射和大規模不孕的瘋狂說法等待。
被摒除在外的不僅是對不孕的擔心。大多數嚴肅的新聞媒體對COVID-19疫苗的不良反應保持沉默，只進行零星報導。無論是十幾歲男孩和年輕男性在接受最初的mRNA注射後出現罕見的心臟發炎病例（這種現象正在接受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監測），還是接受輝瑞和BNT生產的二價COVID-19疫苗老年人，中風機率可能略有上升（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在二○二三年初提出這個問題）。每種疫苗都有風險（當然，任何醫療程序或藥物都有），而這些傷害反應的報告，即使證實，也不會否定接種疫苗的價值或重要性：COVID-19本身對大多數人口仍然代表更大的健康風險。
這些事情原本可以由醫學專家輕易解釋，幫助民眾衡量健康決策的得失。然而，許多新聞報導似乎被恐懼控制，只要稍微提及可能的風險，就會傷害疫苗接種的信心，進而為陰謀論的群眾提供糧草。結果，事實恰恰相反：由於難以獲得關於疫苗風險可靠、深入的訊息，各種謠言，例如朋友的朋友在注射「疫苗」後生病或死亡，在數位世界成為小道消息流傳。這為我的分身和其他在注意力經濟中的騙子打開一扇大門，使他們能夠自我定位為無所畏懼的醫學調查員，梳理原始疫苗試驗數據，以及傳言被壓在疾病管制中心的報告。通常，這些沒有醫學學位的人缺乏專業知識來正確解釋這些報告。當然，這並不阻止他們精挑細選每個自稱的說法或實際的負面反應，以支持他們不斷高呼的論點：一場疫苗「種族滅絕」正在進行，而這一切在三流媒體中被大型藥廠資助的走狗掩蓋。
再一次，這顯然是一種投射：二○二二年四月，研究人員估計，在死於COVID-19的一百萬美國人中，有四分之一的生命「可以透過基礎劑的疫苗預防」。
這一百萬人中的四分之一如果接種疫苗，就能活下來。這種災難性損失的責任很大程度應歸咎於那些散布不實訊息的人。雖然這些疫苗並非沒有風險，但在降低COVID-19嚴重程度方面卻非常安全且有效。儘管如此，我們或許應該承認，許多媒體機構淡化或完全忽視罕見的疫苗不良反應，這樣的決定可能促使人們尋找更劣質的資訊來源。當編輯和記者因擔心觀眾無法應對複雜事實而迴避重要話題時，並不會遏制陰謀論蔓延，反而會助長發展。
關於是否關閉學校和面對面學習，這個爭論同樣受到類似兩極化邏輯的影響。學校和公司需要關閉，這點無庸置疑—但是，為什麼購物中心和賭場在同一時期卻經常獲准營業？在二○二○年春天，最初不可避免的混亂封城時期過後，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線上學習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因為缺乏相關設備，權益受到影響；無法照顧許多需要面對面支持的發展障礙學生；單親父母無法離家工作，甚至在家工作時也受到影響，尤其對於母親；社會孤立則對無數年輕人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解決方法不是在病毒仍在肆虐、疫苗尚未普及之前就隨意打開學校大門。然而，關於如何重新構想公立學校，使學校在病毒肆虐的情況下依然安全—例如縮小教室規模、增加教師和助教人數、改善通風、加強戶外學習—這些更廣泛的討論又在哪裡？我們早就知道，青少年和青年在封城期間面臨心理健康危機，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投資戶外環境和娛樂活動，讓他們遠離螢幕，與其他年輕人在社區中互動，為我們這個陷入困境的星球貢獻有意義的工作，同時振奮他們的精神？
在與病毒共存的頭幾年，我們陷入封鎖與開放的二元對立，卻沒有考慮許多其他選擇，也缺乏深入辯論。面對陰謀右派如洪水般湧來的謊言，許多自由派和進步主義者選擇僅僅捍衛現有的措施，儘管事實上我們可以並應該要求更多。
彷彿就像某件事情在鏡像世界中變成一個問題，在其他地方就自動不再重要。這種情況在許多事情上都曾發生，有時我覺得我們就像相反的木偶一樣被綁在一起：他們的手臂向上，我們的手臂向下。我們踢，他們擁抱。
我們也開始用一些不舒服的方式互相模仿。遵守公共衛生措施的人對那些不遵守的人進行評價，因為他們拒絕將免疫功能低下者的福祉置於自己的便利之上，而且漠不關心醫護人員所做的巨大犧牲，所以未接種疫苗的人擠滿COVID-19的病房。他們怎麼這麼無情？怎麼如此願意區分人類生命的價值？然而，當未接種疫苗的人感染COVID-19時，許多曾經批評這些人無情的人又會說，那些人可能不值得接受醫療保健，或者發出一些糟糕的笑話（不一定是笑話），例如COVID-19可能會讓世界上愚蠢的人消失。法國總統馬克宏甚至說過，未接種疫苗的人不是正式公民。我們彼此對立，卻不知為何變得越來越相似，願意宣布對方不配當人。
我們怎麼割讓這麼多領土？變得如此被動？
收聽班農幾個月後，我可以篤定地說：多數反對他的政治立場的我們，雖然選擇不看他，但他卻密切關注我們。我們放棄的議題、不進行的辯論，以及我們侮辱和拋棄的人，他全都看在眼裡，並將這些編進他的政治議程。他深信這份扭曲的鏡像計畫，就是下一波選舉勝利的門票—而在玻璃這邊的我們，極少有人嘗試理解這份計畫。班農稱之為「MAGA Plus」，在他眼中，這是川普最初「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聯盟的超級擴大版，而且在美國境外也迅速被吸收和採納。
史蒂夫・班農，無論他未來還可能是什麼身分，首先而且最重要的，他是策略家。他擅長判斷議題，使他的對手在忽視或拋棄特定領域後變得脆弱無能，導致自己的領土與基地被奪走。這正是他在二○一六年幫助川普做的事。他很清楚，民主黨的企業在一九九○年代簽署的貿易協議加速工廠關閉，許多加入工會的藍領工人感覺被企業背叛，而在二○○八年經濟崩潰後，民主黨救助銀行而非工人和屋主，進一步加深工人的憤怒。班農密切關注「占領華爾街」運動被解散和鎮壓的過程，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如何在民主黨建制派的重圍中與希拉蕊鬥爭，這些過程充斥各種陰暗的伎倆。（桑德斯二○一六年左翼民粹主義總統競選就是從「占領華爾街」發展出來。）他看到機會，挖走一部分過去總是投給民主黨的工會男性勞工，這些人多數是白人，但並非全部。班農從競爭對手的背叛中精心編織一條競選訊息：川普將是全新的共和黨人，他會勇敢對抗華爾街，粉碎企業貿易協議，關閉邊境以阻止移民搶走就業機會，並且結束對外戰爭—此外，與以往的共和黨人不同，他承諾保護醫療保險和社會安全等社會計畫。這便是原始的MAGA承諾。
當然，這是一種誘餌和交換—川普在他的政府任命前華爾街高階主管，對貿易政策所做的改變大多微不足道，卻加劇國際緊張局勢，並且對富人減稅十分慷慨。他的民粹主義競選話術，實際上延續的是種族誘餌，針對移民、穆斯林、抗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以及有關中國的各種言論。這種種族誘餌足以維繫他的基本盤，卻不足以贏得連任，更別提在他對COVID-19的管理不善導致許多人死亡之後。
拜登上任不到三個月，我的分身開始上《戰情室》，班農認真思考組成新的MAGA Plus聯盟。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發現沃夫關於疫苗護照「終身奴役」的訊息，有潛力成為一個強大的交叉議題。「另一個娜歐蜜」的監視警告，無論與應用程式的實情多麼脫節，在廣大民眾之間引起極大關切。公眾對隱私和監控的擔憂，在政治和媒體中卻未見建制自由派重視。這正是班農想要的議題：瓜熟蒂落。
班農迅速將疫苗應用程式納入他所謂的「大型科技戰」範疇，這個類別不僅包括抱怨社群媒體公司暫停知名保守派人士帳戶的常見問題，還涵蓋更晦澀難解的擔憂。例如，班農有一位專門報導「跨人類主義」的記者，他的唯一角色似乎就是用各種方式嚇唬聽眾，描述科技公司如何夢想透過植入物、機器人和基因拼接來實現人類「升級」。再一次，班農指出一個在跨黨派訴求中被忽視的問題：許多左派人士擔心技術會抹煞人性，將工人當成機器對待（我知道我擔心）。更不用說，未來富人可能會花錢為自己和孩子進行基因升級，使世界變成反烏托邦。與此同時，許多保守派因不同原因反對這種技術拜物主義；他們認為這是侮辱上帝的計畫。
班農發現，類似的疏忽也出現在大型藥廠。製藥公司漫天要價、牟取暴利，一直以來都是左派的監督範圍；這些都是伯尼・桑德斯會大罵痛罵的事。然而，除了少數的嘟噥，進步主義者對於疫苗製造商如何從傳染病中獲利的方式，幾乎不曾強烈抵抗。這使班農有機可乘，開始攻擊貪婪的大型藥廠—但再次強調，他援引的是無事實根據的陰謀論，而非真正的醜聞。
班農有時會播放微軟全國廣播公司和CNN節目的音訊剪輯，這些節目「由輝瑞公司贊助」—明顯的含義是這些節目不值得信任，因為付錢的是這些公司。他說，這是「由富人統治、為富人服務—和你作對」的統治。「直到你覺醒。」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讓我想起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或者亞馬遜工會領袖克里斯・史莫斯（Chris Smalls）穿的「吃掉富人」*的夾克。然而，一如既往，在鏡像世界裡，一切都不如表面所見。
右翼有許多後起之秀遵循類似劇本。他們獲得像彼得・提爾（Peter Thiel）等科技寡頭的大量資金，並獲得川普支持，將各種措施混搭成承諾，包括恢復能養家的工廠工作、修建邊境牆、打擊有毒藥物供應、解除大型科技公司的言論限制，以及禁止學校教授「覺醒」課程。在美國，圍繞這些平台發展事業的人包括俄亥俄州的JD・范斯（JD Vance）、密蘇里州的喬什・霍利（Josh Hawley）和卡里・雷克（Kari Lake），後者在競選亞利桑那州州長時以些微差距落敗（當然，她也聲稱這次選舉被偷竊）。這種非常相似的選舉對角主義在全世界各地深植，從瑞典到巴西。
我並不驚訝這些訊息得到迴響。多年來，我一直參與國際主義左翼運動，這些運動在世界貿易組織、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議場外，抗議這些團體破壞民主，而且促進跨國資本利益。在美國，我們批評兩大政黨都受制於企業捐助者，為富人服務，而不是為那些投票讓他們執政的人民服務。這就是華爾街占領行動背後的動力，也是伯尼・桑德斯背後的能量，並貫穿於反對新石油和天然氣計畫的各種抗爭之中。然而，我們的行動從未贏得真正的權力。
現在，我們對寡頭統治的批評正被強硬右派完全吸收，並轉化為他們自己的黑暗分身。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批評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陰謀論，將放寬管制的資本主義描繪成偽裝的共產主義。喬芝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完美提煉這個趨勢，她於二○二二年十月成為義大利第一位女總理，同時也是義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的領導人，該黨擁有深厚的法西斯根源。
梅洛尼身為史蒂夫・班農國際民粹主義計畫早期的伙伴，在她的演講穿插大眾文化指涉，抱怨將每一個人化約為消費者的體制。為了抨擊「覺醒」的意識形態，她也宣稱「我是女人，我是母親，我是義大利人，我是基督宗教徒」。
看著她迅速崛起，我想起二○○一年夏天的義大利，那時另類全球化運動達到顛峰，在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期間吸引一百萬人走上熱那亞街頭，抗議企業對民主和文化的傷害，以及猖獗的消費主義。這場運動來自左派—年輕的義大利人與農民和商業工會成員一起，捍衛勞工權利和移民權利，同時也為自己國家獨特的文化感到自豪。然而，許多國家重複的模式是，左翼政黨在九一一攻擊和隨之而來的維安鎮壓之後失去信心，而這樣投降的後果顯而易見：今天，譴責體制讓人人淪為「完美消費者奴隸」的是梅洛尼—但她並不提供資本分析，說明這個體制如何將生活的各個方面納入市場，並從中挖掘新的利潤中心。相反地，她把空虛的現代社會歸咎於跨性別者、移民、世俗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和左派。儘管她抱怨「大型金融投機者」，但她並沒有任何政策約束他們，只是一味攻擊義大利微薄的失業保障。
班農批評企業掠奪，但他並沒有為他的聽眾提供任何真正的替代方案—他只是以更三流的方式敲詐他們，告訴他們購買貴金屬、FJB幣和防災食品，還有他的主要贊助商MyPillow賣的毛巾。他告訴《大西洋》：「《戰情室》是提款機，因為生產零成本。」他的許多論點來自曾經強大的反戰左派，批評美國在烏克蘭不斷膨脹的軍事開支，指責統治華盛頓的「同業聯盟」被「軍工複合體」控制—卻又竭盡所能將這個龐大的複合體瞄準中國，這似乎成為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萬無一失的配方。儘管如此，你不能責備一個策略家善於謀略。而且，挑出你的對手粗心忽視但能引起共鳴的問題，是高明的謀略。
回到稍早的主題，企業的品牌建立可以用來理解這股勢力。根據商標法，未積極使用的品牌可以被視為休眠品牌，另一方便有可能加以侵占。我開始覺得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另一個娜歐蜜」的事，廣義來說已經發生在左派—班農、范斯、梅洛尼等人身上。我們曾經捍衛的議題在許多地方已經進入休眠狀態，而現在那些議題則被侵占，在鏡像世界裡被他們扭曲的分身接手。如果某人出現分身，代表某些事情需要引起注意，那麼這個閃爍的訊息就是我們許多人應該關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