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威脅的工作
幾乎每天都在報導因經濟數位化而導致大規模失業的憂慮。舉個例子，2014 年，台灣電子產品製造公司富士康（主要在深圳及中國其他地區設廠，擁有120 萬名員工）的執行長曾表示，公司的裝配工作即將由機器人取代，尤其是在生產新iPhone 手機的製程。當然，數位化的範圍遠不止於機器人化。許多從事日常工作（即容易程式化的工作）的職位已被淘汰，資料分類即為一例。銀行交易已電腦化，支票都透過光學識別處理，客服中心也使用軟體來縮短客戶與員工之間的通話時間。許多城市的書店和唱片店也消失不見了。
這些變化令人擔憂。整體而言，新興和低度開發國家一向依賴低薪來吸引業務和就業機會以脫離貧困。如今，機器人、人工智慧（能讓軟體幾乎像人類一樣返應）以及其他取代人力的數位創新，在在威脅著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那麼，已開發國家的員工又該如何自處？如果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他們的員工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大衛．奧托爾研究了這些創新所造成的極端化現象。他研究美國的情況長達三十年，現在也擴展到歐洲和其他國家。資訊科技通常惠及那些本身技能可與資訊科技互補的高素質員工，但顯然減少了可被電腦和機器人取代的工作數量，並在工作分配上形成一個極大缺口，使得高薪的高技術工作與基礎的服務性工作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目前較為常見的低薪工作，包括護理人員、清潔工、餐飲服務人員、服務台人員、保全人員、社會服務工作者等；而高薪工作則有銷售人員、技術人員、管理階層和專業人士等；提供中等薪資的工作，例如行政人員、熟練工人、工匠、維修工人等，其重要性相對也在下降。另外一個顯著的現象是，近30 年來，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薪資與高中畢業生的薪資差距大幅增加。
過去30 年來，電腦已能輕易取代人類的某些工作。解決問題的「演繹處理」（traitement déductif）就是將一個已知規則套用到實際情況上，從一般原則推理出特定結論，甚至是一種「循環論證」 邏輯。例如，自動提款機會確認卡號、密碼、銀行帳戶餘額，並在符合條件後吐出現金，並扣除相應金額：只需設定這些程序就能取代銀行櫃員。
「歸納處理」（traitement inductif）則是從許多具體事實推出通則，難度更高，電腦需要大量數據才能辨識出重複的模式。不過，近年來這方面的技術已取得長足的進步，例如，一些演算法現在已能和專業律師一樣準確預測美國最高法院對專利案的判決。
對電腦而言，最困難的問題出現在無法預測的情況中，這些問題既無法套用既定程式，也無法利用大量現有情境來進行分析並歸納出經驗法則。麻省理工學院的弗蘭克·李維（Frank Levy）和哈佛大學的理查·穆南（Richard Murnane）（我在圖一複製了他們的圖表）舉出一個例子。假設一輛無人駕駛車前方出現一顆小球，這顆球本身不對車輛構成威脅，因此車輛沒有理由緊急煞車。然而，人類會預見可能有小孩追球而來，因此做出不同反應；無人駕駛汽車則因缺乏這種經驗而無法做出適當的反應。當然，這並不代表示無法解決問題，畢竟我們可以將這樣的關聯性教給機器。不過，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電腦目前仍面臨的難題。
電腦和人類面臨的困難並不相同。電腦執行邏輯性強、可預測的任務時速度更快而且可靠，何況現在可以藉由機器學習處理一些突發情況，但前提是讓它掌握足夠的數據來辨識問題結構。然而，電腦的靈活度不如人類大腦，未必能解決一些連五歲小孩都能回答的問題。李維和穆南認為，最能適應新世界的人是那些擁有抽象知識的人，因為這有助於適應環境；而僅有簡單知識、只適合執行例行性任務的人則可能會被電腦取代。這點對我們的教育體系當然不會沒有深遠影響。來自家庭環境及教育品質的不平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工作逐漸消失？
就業轉變的節奏比以往更快，但也具備相似特徵。十九世紀初期曾發生過一個廣為人知的事件：英國的盧德分子（luddites，紡織工人）奮起反抗廠方引入新式織布機，因為這些機器可以由低技術工人操作，威脅到他們的生計。他們破壞這些機器，最終遭到軍隊嚴厲鎮壓。另一個例子是美國農業就業的變遷：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農事從業人員從總勞動力的41% 下降到2%。即使農業工作大量消失，美國的失業率仍維持在5%，這也證實了「消失的就業機會會有新工作加以取代」的觀點。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科技進步對整體就業並不會造成傷害。它會讓某些工作消失，但也會創造出新的工作（例如在數位化領域，最明顯的新增職位是資訊技術和網站管理的相關工作）。經過兩百多年的技術革命，失業率仍然很低。事實證明，關於就業消失的悲觀預測從未成真。正如艾瑞克．布倫喬爾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魯．麥克費（Andrew McAfee）所指出：
「1930 年在電氣化和內燃機興起後，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預言這些創新會帶來物質生活水準的提升，但也會造成「普遍的技術性失業（註28）」。1964 年，在電腦時代開始之際，一群科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曾聯名致信美國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提出「自動化將帶來幾乎無限的生產能力，但需要的人工也越來越少」的警告。」
回到不平等議題上，正確的問題應該不是：「是不是還會有工作？」而是：「能提供社會認為像樣薪水的工作是否還充足？」這一點難以預測。一方面，薪資不平等可能讓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感到悲觀。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都希望能對社會有所貢獻，而工作，無論是否支薪（例如非營利組織中的工作），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種方式。此外，正如艾瑞克．布倫喬爾森和安德魯．麥克費所提過的，我們也追求與社會的連結，而工作正是建立社交網路的一種途徑。也許，我們會願意為了這種連結而接受較低的薪水。
短期內，工作職位的消失會為失去工作的人造成巨大成本。創新加速破壞，並浮現三個問題：且不論勞動者是否支薪，應如何保護他們？如何透過教育為這個新世界做好準備？我們的社會又將如何適應？很明顯，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並不是可行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