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科技造浪者」的科技史學者，強調要研究多組參與群體，包括遊說者、改造者、維護者、非電腦科技起家的人，以及中介者。雖然這當中的人很少是發明家，他們仍與科技產品建立了獨特又實質的關係。深入了解這些非發明家，使我們能有更多新視角，來理解科技與社會之間五花八門的關係。這也告訴我們科技史一項寶貴的特點：研究科技發展史上的人物，看他們如何一步步發展出具體的技術，能讓科技史學者對研究所在地區的技術、社會變遷，以及帶動改變的人，多一層特別的觀察。即便在科技史上相鄰的科學史領域，學者們早就同意，技術的使用帶動知識的產生，尤其前現代的工藝知識，對自然哲學發展的助益，特別呼應這個觀點。本書聚焦在台灣科技造浪者所做的事。他們致力於取得、探究從國外而來的技術。讀者可以看到，台灣作為跟隨者與改造者，如何建立了成功的企業與製造部門。
六十年間，這些台灣科技造浪者，投身於一連串的技術轉化：透過模仿，再產生質量足以匹敵的複製品，更進一步實驗與創新，過程層層交疊。他們邊做邊學又有創新巧思，是他們能使科技系統在此新土地上生根建造的關鍵。當首批兩台IBM大電腦在一九六○年代初抵達台灣，交大的工程師與學者就有自信認為，他們自己內部的技師與學者可以自己承擔兩台電腦的維護工作，不需要倚靠IBM公司人員。一九六○年代末期與一九七○年代早期，交大的研究生與大學部的學生，就開始嘗試從無到有自建迷你電腦與電子計算機。他們自己摸索、製造，沒有直接借助知名電腦企業或專家的幫忙。一九七○年代，台灣公司的工程師已經做出電子計算機的雛型，讓他們後來可以大量生產出口。到了一九八○年代，台灣電腦製造商已做出與蘋果和IBM相容的電腦系統。台灣科技人員奮身投入，他們自主進行研究，又義無反顧地開始創業之旅，生產電腦與零件，在嘗試錯誤之中，逐步提升他們產品的品質。
本書著眼於實作經驗，不過在書中所描繪的那些台灣電腦史上的重要角色，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情，跟矽谷許多車庫創業家的故事並不相同。一九八○年代之前台灣人「玩」電腦的文化，跟美國業餘玩家或駭客並不一致。雖然改造電腦本身帶著樂趣，台灣的科技人卻展現高度興趣，想把所學轉化成商業化電腦生產。他們是既有決心又有目標。為此他們會去找尋更低廉又容易取得的本土製造技術。
台灣的環境也促使科技人去建造跨國網絡，來學習電腦的相關知識。他們習於把電腦東調西改，又有厚實電子製造業做基礎。學者奧納加（Lisa Onaga）與李艾玲（Clarissa Ai Ling Lee，音譯）是研究其他島國如日本與馬來西亞的專家，他們會把研究重心放在島內與島外。歷史學者奈爾（David E. Nye）強調：人類會因為技術成就激發崇敬之情。美國科技之所以不斷強大，來自於從伊利運河到第一條橫越美國大陸的鐵路，以及布魯克林大橋與阿波羅太空任務。奈爾分析認為，這種提升可以歸功於當眾人見證大規模的科技成就時，激發出精益求精的情緒。相反的，海島國家的科技成就則在不同層次，它們是靠一連串較不起眼、跨國的或突破海洋疆界的努力，才得以發揚出來。
台灣科技人在許多物質、金錢與技術的限制下所展現的熱情，類似於克林（Ronald K.Kline）與品區（Trevor J. Pinch）筆下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農夫，把汽車改造成拖曳機，或者用來驅動洗衣設備。也很像瓦列特（Simon Werrett）所描述的前現代時期的實驗家，把家裡有的東西拿來做實驗，用以瞭解自然界的事物。全世界那些受限於有限資源的使用者，都會想方設法把手上的東西做些改變。例如艾傑頓（David Edgerton）《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書中所描述的那些賞識舊技術，又從舊技術再創新的人。使用者帶著創意使用舊技術，沒有經過授權就對技術進行修改，想了解這些社會變革，你就不能忽略這一點。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進口汽車的改造。在許多不同地區，如坦桑尼亞或泰國，這些改造都讓當地多了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台灣的農人也曾把廉價的車子跟農機具結合在一起使用。在中國，民國初年傳奇的商業文人陳蝶仙，也是用創意做出了很多東西，他所生產的日用化工品可以跟進口產品匹敵。另外，當年中國收音機的聽眾，也自行找到可用來修理他們進口收音機的零件。二次戰後的困頓時期，日本人也在秋葉原找收音機與電視可用的零件。若講到電腦，巴西的電腦製造商在一九八○年代做出未經授權的蘋果電腦。當時巴西不准電腦進口，只能由國內廠商生產。二○○○年中，迦納那些精明的網路咖啡店主與小企業家，則回收歐美的舊電腦來使用，或從中取得零件。除了電腦硬體，祕魯使用開放原始碼的程式設計師，還有越南的駭客，都分別發展出他們自己跟北半球科技連結的策略。最近幾年，儘管不少人認為中國的企業文化就是山寨，他們的製造商仍展現了強勁的自製能力，帶來許多商機。關於中國仿冒行為（或說是山寨文化）的學術探討，呼應了桑德蘭（Ravi Sundaram）的「盜用的現代化」（pirate modernity）概念。這個概念再次肯定模仿與複製外來科技，是使用者與技術人對科技探究行動中重要的一環，也深深影響了他們的社會與科技文化。
這或許會，也或許不會進一步帶來受全球法律保障的創新，尤其是專利與版權。但模仿行為這一點仍可帶領科技史學者去反思創新是什麼、創新對於大學企業又代表什麼意義。
台灣沒有全盤拷貝美國的資源；科技專家改造了外來的電腦技術，實驗出屬於他們專有的生產模式。對於到手的電腦軟硬體與其它科技支援系統，他們巧思運用，進一步推展成受廣受肯定的「創新」。
